严仁美庆生（严仁美）

[27]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东岳论丛》2020年第3期。

这种爱国主义体现和追求的，正是世界主义许为普遍和基本人类价值的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和公正。后者正是爱国主义转变为民族主义的表现。

当一个民族国家遭受外来侵略，其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面临解体，尤其是其历史文化的传统遭受摧毁的危险时，该民族国家的人们与外来侵犯的对抗，就不属于外向的敌视与攻击，而是正义的自卫。因此，爱国主义也并不天然就是褒义词，有时同样会产生民族主义所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一个世界公民的形成，是一个从自我到家庭再到邻里以及整个世界的同心圆的不断扩展。由此可见，对于自己学说与理想的实现，孔子并不仅以自己生长的鲁国为限。如果说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可以相互转化，民族主义并非毫无是处。

而被视为负面价值的民族主义，其情感与行为的主要表现，则以排斥甚至攻击其他民族国家的人群为目标。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前大道的千株树木都分别用于纪念一个人或一家人，正是因为这些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的生命。不过，司马迁奠定的中国为主、四裔为辅的书写方式，已经成为典范和传统。

进入 葛兆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史学 世界认识 。在这方面，有三篇文献很重要第一篇是《尚书·禹贡》，根据它的记载，在中国之内有九州，在中国之外有岛夷、莱夷、淮夷、三苗等，周边以华夏为中心，他们都服从中国号令，都会给中国进贡土产。至元二十二年（1285），也就是蒙元忽必烈平定南宋之后不久，就把各个文职部门合并成秘书监，准备修撰帝国一统志和世界地图，所以，要大集万方图志，以表皇元疆理，至大无外，这个至大无外的一统，既包含汉族中国，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万方第二，尽管事实上，汉朝有彼此对等的敌国如匈奴，在政治上不能不与之对等交往，但在文化上总是有优越感，仍然视之为蛮夷，在历史记载中，也总是要凸显他们不够文明。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已经很具有世界意识。（2）人们改变了过去地理上以九州为最大空间，和天文上以二十八宿全部对应中国的方式，从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天地意义上，承认中国之外的世界存在，也就是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很大的外国。

第三，外面的世界主要只是中国的四裔，这些四裔都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存在的意义，主要是证明华夏的文明，由于他们朝觐中央帝国，这会给帝国带来荣耀和自信。它的疆域缩小了一大半，过去大唐帝国内部可以混融杂居的胡汉问题，逐渐变成了大宋帝国外部需要区分你我的华夷问题。从公元前2世纪的《史记》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世界观念。遗憾的是，作为新世界史开端的蒙元时代，在中国仅仅持续不足一个世纪，这种笼罩欧亚、试图叙述日头从东边出从西头落的大世界的史学理想，也很快消退。

稍后刘宋时代成书的《后汉书》，则有《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和《乌桓鲜卑传》，大体上描述了那个时代人心目中的世界。因此，在讨论20世纪中国形成的新世界认识时，我们不能不回过头重新看看传统中国的世界知识，尤其值得讨论的是传统中国史学，是如何形塑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认识的？ 秦汉之前九州四裔与五服 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到过多远。尽管宋代逐渐对周边四裔区分出了内与外，但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记述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正是在这个时代，内和外逐渐分化，历史学家开始明确地把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区分开来：前者是明确的外国，是与中国相对的他者。

不过，司马迁奠定的中国为主、四裔为辅的书写方式，已经成为典范和传统。再次，是这个时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翻译和编写了不少有关世界或欧洲的历史书，从郭实腊（Karl Friedrich Gutzlaff，1803-1853）的《万国史传》《古今万国鉴》，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外国史略》，都传达了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观念。

比如出现了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等等，西北史地之学便日益兴盛。从现在留存的历史资料看，就连蒙元大都的回回学者在编撰一统志过程中，似乎也只关注了新纳入元朝版图的云南、甘肃和辽阳等地，仍然局限在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

这说明，刚刚进入20世纪，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已经不能不具备世界意识了。而西北史地之学和重修蒙元史不仅超越了传统中国，也不得不与域外资料发生接触，历史学的视野便逐渐扩大。只是他主持编撰，用来显示六合同风的统同志即《大元大一统志》，虽然于1294年最终编成755卷，此后1303年又增加至1300卷，但是，这部大书在明代却逐渐散逸，现在仅存数十卷，只有一篇《大一统志序》，还保留在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五。在中国历史学家看来，中国之外仍然是环绕中央王朝的蛮夷，尽管蒙元时代的官方非常聪明地把契丹、女真和汉族的三个政权给予平等地位，分别书写各自历史。19、20世纪之间，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中国，不得不真的睁开眼睛，重新认识面前这个世界。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对于世界的历史叙述大致如此，虽然这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基本格局，两千年中都没有根本改变，但是，随着传统中国的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与帝国疆域的移动，传统史学也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

因此，佛教的冲击，并没有改变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学传统。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在影响深远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生勤习洋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并具体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

扎马鲁丁在第二年（1286）主持编纂会同志（《至元大一统志》）时，曾经向皇帝报告我们的帝国很大，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山的地方。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历史意识的古层始终会影响历史的展开，执拗持续的低音始终会修饰甚至修正思想的主旋律。

一个主持其事的回回学者叫作扎马鲁丁，曾经上书要求把边远国土的史料和地图都集中到大都，并且集中了蛮子汉儿秀才来编撰。其次，随着帝国边疆出现的种种危机，道光、咸丰两朝之后，一些学者改变了过去的书斋习惯，正如顾颉刚所说往日以千里为远行，知识范围不越中原。

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不仅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学者不得不开始被迫关注全球/世界。所以，这一类有关世界的历史著作在晚清中国成为热门图书，其中，像广学会出版的，原本并不出色的历史书《泰西新史揽要》，就曾风靡一时，1895年初版卖了两万本，1998年第三版在两周内卖了四千本，它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中国的重要学者，也影响到李鸿章、张之洞等近代中国的重要政治家。第三篇是《国语·周语上》，据它说周代的天下已经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各种不同区域对天子有祭祀和进贡的责任。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利后签订《南京条约》，咸丰八年（1858）被迫与英法联军订立《天津条约》，同一年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由于《瑷珲条约》割让给沙俄，两年之后（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签订《北京条约》，又与俄国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图们江以东地区。

宋朝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留下一些有关域外的文献。这使得宋代逐渐形成一种常识，也就是像宇宙有阴有阳一样，天下也同样有中有外。

而真正可以算得上具有全球/世界认识的历史学著作，则出现在清代的道光、咸丰、同治（1821-1874）之后。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潮东渐之后，这一观念才出现根本动摇，新的世界观念终于成为常识并进入教科书，取代了传统的世界观念。

至元二十二年（1285），也就是蒙元忽必烈平定南宋之后不久，就把各个文职部门合并成秘书监，准备修撰帝国一统志和世界地图，所以，要大集万方图志，以表皇元疆理，至大无外，这个至大无外的一统，既包含汉族中国，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万方。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除了我者即汉帝国之外，周边的他者当然有北方即最强大的匈奴，以及东方和南方，如朝鲜、南越、东越、西南夷（甚至身毒即印度），同时也特别通过《大宛列传》记载了西方（即现在的中亚、西亚）诸国，这个世界已经大致包括了现在的亚洲大部。

对于中国世界知识的最重要的冲击来自佛教。原因很简单，那个时代西潮东渐，中国在坚船利炮面前被迫打开国门，不得不了解世界的政治、历史、地理。因此，这种紧张的局势，使得原来只关注汉族中国核心地区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更大范围的周边世界。现在，尽管这个总地图早已不存，但是，包含了整个非洲、阿拉伯、欧洲部分以及几乎整个亚洲的地图，我们还可以从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看到它的影响。

摘要：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世界的认识变化非常值得注意。而这种全球知识却可能是由横跨欧亚的蒙古人和从波斯等地外来的回回人带来的。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在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开始讨论中国史之范围的时候，就已经涉及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又提出所谓中国之中国（上世史）、亚洲之中国（中世史）和世界之中国（近世史）的中国历史三段论。

这三篇文献半是传闻，半是想象，但它们都表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大清王朝在追溯族群与历史渊源的时候，也开始重新重视蒙元历史，重修元史成为热点，比如魏源《元史新编》、李文田《元秘史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等。